“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弱肉强食有违时代潮流，穷兵黩武缔造不了和平，互谅互让才能带来稳定，坚守道义才能赢得持久安全。我们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依据国际法，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问题，以对话增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针对复杂的地区热点问题，有关各方要保持冷静、坚守和平，避免采取使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建立规则机制管控危机，通过增进互信缓和紧张，通过政治手段化解危机，逐步推动问题解决。
——摘自习近平在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4月28日
【原文】
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於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史记·商君列传》
【解释】
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卫鞅变法，使秦国富强，跻身强国。卫鞅出任秦相数十年，被封为商君，故后人也称卫鞅为商鞅。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赏，就可以很好地治理人民，使国家安定，为此商鞅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秦国的新法触动了老士族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和抵触；商鞅主张用严刑酷法治理国家，也遭到了一些老百姓的抵触。因此，赵良前去劝说商鞅隐退，以免在秦孝公逝世后被怨恨的人们报复。但是商鞅却不以为然，想拿自己和辅佐秦穆公称霸的五羖大夫相比。赵良认为五羖大夫是依靠在境内施行德化，依德治国、以德服人，从而获得了百姓的爱戴，而商鞅用严刑酷法治理百姓，违情背理地建立权威变更法度，这不是对百姓施行教化，是丧失礼仪而依靠武力，这样的做法不会得人心，是不长久的。赵良引用《尚书》中的名言：“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告诫商鞅不要一味凭借严刑酷法维持统治，这样是不能长久的。
“恃力者亡”。严刑酷法确实使秦国由当初偏居西北的一个穷困落后的小国变得兵强马壮，为最终一统六国奠定了基础。但是过于严苛的法律，也为秦国的暴政埋下了隐患，最终秦帝国的庞大基业在秦二世胡亥的暴虐下快速灭亡。
“恃德者昌”。纵观历史，古往今来，穷兵黩武的统治都很难长盛不衰，因为人心不是靠武力征服的，而是要仁德去收服。中国人自古就讲“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在不同语境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就维持统治和政权而言，得“道”就是要得到人心，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大势。任何时代，对于人民而言，大都渴望和平，厌恶战争，希望能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儒家的鼻祖孔子曾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孔子还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一认识阐明了“为政以德”的独特作用。后来，历代统治者继承和发扬儒家的“以德治国”。唐太宗李世民采用了“为政以德”的统治谋略，励精图治，纳谏任贤，轻徭薄赋，改革吏治，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德治思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就了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这可以说是“恃德者昌”很好的一个例证。
习近平在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引用“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旨在强调，对于亚洲安全稳定和发展繁荣，穷兵黩武只会让亚洲安全问题加剧，必须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议，通过政治手段化解危机，逐步推动问题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