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牢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的道理，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努力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摘自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4月19日
【原文】
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
——《商君书·修权》
【解释】
这句话本来是先秦时期的民间谚语，为战国时期的《商君书》所引用。意思是说木头里的蛀虫多了，就会折断，墙上的缝隙大了，就会倒塌。比喻不利因素的积累增多，最终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这句话出自法家的代表著作《商君书》。法家主张法治，而“蠹”与“隙”，实际上就是各类违法行为。对于这类违法行为，他们历来主张严惩。而在所有的违法行为当中，官吏的腐败是影响最大、最为持久的一个问题。《诗经》有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意思是说大风刮得很猛，贪人会败坏自己的族类。可以说，每一个王朝的衰亡，背后都有腐败的影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多数王朝都把预防和惩治腐败当成重大的事务来抓。
腐败的风气就像一种烈性的传染病，传播快，发病快，医治难。一个政权一旦沾染上腐败的风气，往往就会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所以，如果想有效地遏制腐败，最好的办法就是防微杜渐，从平时抓起，在“蠹”未众、“隙’’未大之前，就将之消灭在萌芽状态，做到防患于然。
汉代为了惩治官吏的腐化行为，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汉文帝规定“官吏以饮食免”，凡利用公款吃喝的官吏，就要受免职处分。汉元帝又规定“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凡是因贪污受贿而被免职的官员，终身都不得再被任用。东汉时期的规定则更为严格，如果官员以赃罪被免，其子孙三代都不得为官。
北魏时，孝文帝下令：“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即贪污一匹绢就要处以死刑。禁令刚刚颁布，外戚李洪之就顶风作案。孝文帝立即下令将之押往京城处死。为了整顿吏治，孝文帝还专门派出官员巡行天下，纠察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一口气处死了四十多名违法乱纪的官员。在禁令的震慑下，官员们统统敛气屏息，贪污受贿的现象几乎绝迹，北魏的吏治由是大为改观。
宋朝开国后优待士大夫，官员犯罪，一般处罚较轻，“独于赃吏最严”。王安石曾说：“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同时，宋朝还设立武德司、皇城司，专门负责反贪工作。
到了明代，由于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对贪污行为极为痛恨，因而对贪官痛下杀手。他规定贪污60两银子就要处死，甚至对贪官实施剥皮食草的酷刑。清代的雍正帝也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不惜以重典反腐。
由于制度的局限，以上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腐败现象。而有的措施则过于严苛，并不符合当今的人道观点。但它们防微杜渐的立意无疑则是正确的，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治的清明，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正是由于这些措施，中国历史上才多次出现大一统的盛世局面。
相反，那些不重视吏治，甚至纵容腐败现象的王朝，都相继上演了“蠹众木折，隙大墙坏”的悲剧命运。短命的西晋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继位后灭掉吴国，结束了多年的分裂局面。大一统的重现使国家繁盛，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然而司马炎并没有把精力放在治国上，而是一心享乐。
平吴之后，司马炎立即下令在江南地区搜罗美女，充实后宫。以致后宫的宫女数量达到上万人。由于宫女人数实在太多，司马炎都不知道如何选择。于是便在宫中坐着羊车巡行，羊车停到哪里，他就宠幸哪里的宫女。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司马炎不顾人民的死活，不断地增加税收。甚至还公开卖官，所得收入，都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入了他的私囊。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司马炎身为一国之君，竟然如此奢靡，他的文武大臣也莫不效仿。宰相何曾一天的饭食就要花费一万钱，相当于一千个平民一个月的生活费，然而他还抱怨可口的菜太少，以致无处下筷子。何曾的儿子则更有过之，甩“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
不唯高级官员如此，地方官员的贪腐也极为惊人。晋朝著名的大富豪石崇，曾任荆州刺史。在任期间，他竟然指使手下士兵假扮成强盗，抢劫来往客商，由此发了大财。接着，他用赃款行贿，又被调往京城做官，由此贪污了更多的财富。巨额的财富，都被石崇拿来挥霍。他在京城建造了豪华无比的居室，还收纳了一百多个姬妾，每个姬妾都打扮得珠光宝气。石崇不是在家里享乐，就是与达官贵人们鬼混。
王恺则是另一个有名的富豪。他是司马炎的舅父，凭借着皇亲国戚的身份，弄来了亿万资财。他从心底里看不起石崇，石崇也不甘示弱，于是两人就进行了一场斗富竞赛：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绸缎做成了长四十里的帷幕，石崇则用丝绸把五十里的道路围成锦绣长廊；王恺把花椒面当泥来涂到房子上，而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
由于王恺总是在斗富中居下风，便向皇帝求救。而司马炎身为一国之君，对这种荒唐之举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参与鼓动。他拿出一件名贵的红珊瑚让王恺向石崇炫耀，结果还是被石崇斗败了。
有一次，司马炎驾临大臣王济宅第，在他家的席上吃了一盘烤乳猪，觉得味道极其鲜美，就问王济这菜是怎么做的。王济告诉皇帝，用来做菜的小猪是用人奶喂养的，所以肉味才会如此鲜嫩。
在腐败和奢侈的侵蚀之下，西晋王朝的基石在十几年之内就被掏空了。司马炎死后，晋朝王室内部爆发了八王之乱。与此同时，匈奴等少数民族也乘机起义。整个北方地区都沦为战场，田园荒芜，山河破碎，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原来那些富可敌国的达官贵人也过上了饥寒交迫的日子。公元304年，都城洛阳发生大规模饥荒，贵族们有的饿死城中，有的企图南下觅食，却在途中被石勒起义军俘获，包括宰相王衍在内的许多高官都被杀死。一度兴盛的西晋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腐败对一个政权来说，是致命的病毒。不唯封建政权会亡于腐败，农民起义政权如果沾染上腐败的恶习的话，也难逃灭亡的命运。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前后持续了十四年之久。起义军南征北战，纵横大半个中国，多次将清军打得落花流水。然而这场运动最终却悲剧性地失败了。后来的史学家为太平天国的失败总结出了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腐败。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还能勉强与士卒共甘苦，保持着一定的进取心。然而从1853年建都天京之后，包括洪秀全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丧失了进取心，而安于享乐。
洪秀全从1853年3月定都天京，到1864年6月病死，期间共11年的时间。这11年中，除了有一次去看望杨秀清之外，他竟然从没有出过宫。洪秀全居住的天王府，从进入天京时就开始兴建，经过三次扩建，才告完工。建筑所用的砖瓦工料，许多都取自民房，而劳动力则主要由没有随军的妇女、老人充当。宫殿建成之后，装饰十分华丽“雕镂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蟠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除了大兴土木之外，洪秀全的吃穿用度的花费也十分惊人。他头上戴的金冠重达八斤，平时所用的碗筷都是金制，其中金筷子有近一尺长。其余物件，如浴盆、净桶、夜壶也都由黄金制造。
天王的宫殿如此宏伟壮丽，其他诸王也莫不效仿，纷纷大兴土木。1863年，清军攻破苏州城，占领了李秀成修建的忠王府。府内的精巧设计彰显的富丽堂皇，连李鸿章见了都叹为观止。
此外，洪秀全还大封后宫，拥有许多妻妾。东王杨秀清就曾公开审称：“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1864年天京沦陷，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他在口供中说：“我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八十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
最高领导人在生活上如此追求享受，其余各级官员将领也可以根据官职的大小，享有不等的特殊待遇。而与洪秀全同宗的洪姓诸王，由于受到洪秀全的宠信，更是炙手可热。其中信王洪仁发担任“京内又正总鉴”，勇王洪仁达担任“御林兵马哥”，他们把揽朝政，横行天京。
为了敛财，他们甚至向进出城门者收取过路费，雁过拔毛，无所不取，即使是高级将领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忠王李秀成奉命出城调兵，也被迫缴纳了10万两白银的买路钱才得出城。天京被清军围困以前，有人建议应该鼓励商人贩粮进城，以备城困后食用。但是由于洪氏诸王所收的过路费过高，贩粮商人不仅无利可图，甚至还要贴本，最后商人们都不愿意再运粮进城了。后来，天京被围，果然出现粮荒。无奈之下，洪秀全只得带头吃草充饥。
尽管太平天国是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尽管它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尽管它曾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施政文件，尽管它后期的某些军事将领，如李秀成、陈玉成也具有相当的军事才能，尽管自始至终都有不少将士浴血奋战，但由于腐败的侵蚀，这场运动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古人所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此之谓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代王朝因腐败而倾覆的教训仍历历在目。今天我们重温历史，就是希望能从前代吸取教训，有所镜鉴。习近平总书记重提“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的古训，就是为了警醒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时刻牢记腐败的危害与教训，对其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终保持自己的廉洁。